影片《怒火 重案》細思極恐,它究竟闡明瞭什么毛骨悚然的真相?

 

《怒火》總體完成度較為高,算是近幾年難得一見的港派佳作。但是我覺得最有價值的,是它擁有一個深刻的價值觀文件系統——對管理體制和社會階層敏銳的檢視和深思、對人性的理解和悲憫。阿敖年輕有為,原本是一位傑出的警員,他求進心切,反倒被上司藉助(上司真都是人性大師)。上司為的是取悅被殺害的大富豪霍兆堂,暗示阿敖採用極端的方式來刑訊拷打罪犯,假如出事就由上司來承擔責任(這是一個半么熟識的職場套路呀)。只好阿敖和他的同事們下狠手毒打拷打罪犯,引致了罪犯喪生。儘管拷打出了藏匿地點,及時救回了霍兆堂,但拷打致死這件事也得有人擔責,可上司卻開啟了利落甩鍋,一口咬定跟他們無關,阿敖和其它六名同事因而鋃鐺入獄,前程盡毀。

但阿敖卻更為明目張膽,他似乎不敢走所謂的長遠的路。人生的挫折已經進化為他無法遏止的怒火,這怒火不但燒燬周圍,也吞噬了他自身。第三次戰略合作伙伴嫌他處事過分扎眼,要跟他中止戰略合作,他直接就弄死了對方全場。當他邂逅當時靠犧牲他的前程才救出來的大富豪霍兆堂時,毫不猶豫就結果了他。

這就是阿敖經歷傷痛的折磨,順利完成對自身,社會和人的通透察覺到。

殘暴的社會暗喻,命如草芥的小人物。編劇以天主的視角檢視著每一人的困局。自己儘管能力出色,但“做不太好人情世故,照樣艱困”,很難全身而退。

這大概是每一人夢寐以求的時刻,但它只存有於虛擬的影片中。在現實生活裡,被人揹棄和藉助乃兵家常事,絕大多數人只能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

阿敖憑藉著暴力行為和謀略,實現了他們翻身報仇雪恨的心願:恣意虐殺往日仇家,殺掉所有看不順眼的人,轟轟烈烈走他們的快意武林路。

歹徒,拿著極端暴力行為,遊走於此種嚴密的社會秩序和層級以外,直接挑戰社會食物鏈的最頂部——大資本家。在影片裡,當阿敖再度邂逅富豪霍兆堂,他毫不猶豫對他兩槍爆頭,位居整個食物鏈的頂部。但那個位置只是暫時的,自己此種打破社會秩序的逆天舉動,註定要遭遇秩序體系內的人合力的追殺和打擊。就像阿敖最後對阿邦所言:“我在想假如這天(執行的任務)你我互換,你會不能變為現在的我?”

那個故事情節上粘附著兩條清晰的社會食物鏈,也折射出中國式人情社會的複雜。阿敖和阿邦都是此種社會秩序階層中的一員,他們看似是執法者,只不過都處於立法權內部結構的最下層,只是上層信念的執行者;“活兒都是他們乾的,光都被上司佔了”。而上司又想取悅大資本家。大資本家手握百億元千億巨資,在社會頂層呼風喚雨、為所欲為。阿邦即便剛正不阿、是個英雄和好人,不懂變通和不能阿諛奉承也讓他吃盡了啞巴虧;而阿敖,即使執法時踩過界而成為的是整個行動的替罪羊。歸根到底,再狠的人無非都是金錢和立法權的玩物。阿敖設計了一個該遊戲,要阿邦去救自己的情人。在情急之下,為的是保護情人,身為警員的阿邦掏出步槍向靠近的特警射擊。阿敖就是要通過那個該遊戲告訴阿邦——在你的底線和核心自身利益被踩踏時,你也可以瞬間站在秩序的對立面,成為另一個壞人。相同的境況,可以編造相同的人性;小小的表達式,能夠逆轉人的宿命。無論搞好人還是壞人,在中國式的立法權內部結構嚴密的人情社會,都是難度很高的活兒,稍不留神都會被警告被碾軋。好人一忍再忍也會被捉弄;壞人撼動整個管理體制無疑是把自己送上絕路。

《怒火 重案》裡的近身肉搏戰和短兵器交接非常漂亮,槍戰場景激烈精采,有了成龍和劉德華的詮釋,動作戲設計得很紮實又合乎人設。成龍出演的阿邦為人正直,出招通常都在應招和剋制之間;而阿敖的性格卻陰狠情緒化,絕招凌厲致命,但是遇強更強、遇暴更暴,沒有下限。越是纏鬥,阿敖就越瘋狂暴戾,不計後果。看阿敖所犯下的犯罪行為,感覺他並並非為的是錢,而是為的是出這口氣。第二次作案盜竊,他就和兄弟們虐殺掉數名毒梟和七個警員,方式暴虐血辣到連他的合作伙伴——毒梟區萬貴都倒吸一口空調,反問他至於殺那么多人嗎?

編劇陳木勝在《怒火》裡,注入了他們的理解——世界上的許多事,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著大片的棕色地帶。善惡,或許也無法代表或是歸納瘋匪阿敖的選擇,他的選擇中自有因果。而對於向來捍衛社會秩序和公義的阿邦而言,阿敖的存有讓他能檢視自我的選擇和困局,他也絕非安全和恆定不變。那個世界複雜得多,也永遠變化(署名黨阿飛,原創影評人,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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