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寻子路》：克羅地亞版“秋菊”

編劇闡釋，他的這副思想肖像來源於赫爾佐格從斯圖加特到法國巴黎的旅行筆記《冰雪纪行》，那位偏執的奧地利影片大師，要去法國巴黎探視病重的後輩，宗教信仰般地深信，“假如我靠雙手走去，她就能活下去。”上訪的康斯坦丁，兜裡空空，所以也可以主動搭順風車，但他選擇步行，有時被好心人“撿”下車，也不能故意婉拒。其中一名貨車司機有著虔誠的天主教會信仰，也反問登山上訪者，“神最終會替你化解一切，你信仰他嗎？”沉默的康斯坦丁繼續走，沒有提問。也許支撐他自虐般苦行的只是世人之愛，對孩子的愛，以及和流浪狗共處一室這個雨夜的硬漢親情。

得益於“中國-中東歐國家戰略合作”內政框架、於9月初開啟的“中東歐國家傑出影片播出計劃”，國內粉絲可以通過藝聯專線在各大城市配比不多的大熒幕上，看見稀有的中東歐國家的文藝電影。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羅馬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堅信絕大部分中國觀眾們也都是第二次能在電影院裡看見那些國家的電影。這是它們在“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柬埔寨電影直升機火炮、北韓電影哭哭笑笑、羅馬尼亞摟摟抱抱、南斯拉夫莫名其妙”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後的又一次集體現身。

“我們都很開心，在屋前打著乒乓球呢”，母親這種告訴本報記者。

上週公映的克羅地亞新劇《漫漫寻子路》（意譯《父亲》），可謂是這些年自然主義題材影片國際化大潮之中，一個出色而獨有的存有。做為主人公的母親康斯坦丁及其為爭取小孩監護權、300千米上訴路的故事情節，取材自那些常用的、遠比影視製作精采和扣人心絃的真實故事情節，也能直觀粗暴地理解為，是繼文學中國版“秋菊”（《我不是潘金莲》）、美國版“秋菊”（《三块广告牌》）、印尼版“秋菊”（《离开的女人》）等等宿命共同配角之後，又一個克羅地亞男版的“秋菊”故事情節。其遭受態射出的勞工尊嚴、家庭困局、官僚天然屏障、社會階層隔閡、移民現狀等議題，也早已從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開始，講了已經有七八十年。從保加利亞新大潮，講到了達內兄妹的《两天一夜》、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編劇戈盧博諾維奇並沒有太多的發展史揹負，比如說塞爾維亞黑大潮那般的直白抨擊，或者庫斯圖裡卡那般的家國情結。《漫漫寻子路》，讓我們認識到，絕非晃動到眩暈的攝影機才叫自然主義影片，甚至於連歌劇所痴迷的封閉式結局都不給與，才變得是最徹底的現實生活。許多熱搜新聞報道在逗留了幾分鐘後，就被新熱點覆蓋了，網民也就不再關心之後新聞報道被告後來怎么了。幸虧，即使整部影片，我通過Google翻譯的塞語新聞報道獲知，故事情節原型的母親Djordje，在七年打官司的時間裡，先後四次登山去薩拉熱窩，總算在2021年10月21日，把四個兒子爭取回了他們家中。

但是，那位克羅地亞編劇斯爾丹·戈盧博諾維奇，用超16公釐膠捲所石雕出的圖像故事情節，極具現實生活色澤。這不止是說，這種制式的圖像呈現出於熒幕上，極具粗糙的顆粒感，而是其過程和結局更接近現如今我們所能在社交新聞報道媒體和電視劇般不停反轉的新聞報道里所認知的那種現實生活。那個為對付小地方官僚體系，隻身登山上訪，六百里討說法的故事情節，以一個極端困窘的家庭境況結尾，丈夫為女人討薪時用一罐柴油熄滅了他們，一子一女被福利院強制偷走，女人從做著日結工的伐木林場，衝回家徒四壁並已停電的屋子裡，被知會已被剝奪監護權。聽起來，像極了這些能在我們互聯網熱搜待上幾分鐘的社會新聞報道。

接下來的《漫漫寻子路》，即便並非與真實時間同步的跟蹤式記錄片，編劇也就不排斥情節劇表現手法，攝製出許多能吸引觀眾們注意力的高濃縮現實生活場景。在縣區的社會福利辦公室和首都的相關職能部門，主角康斯坦丁面對著的，是相同式樣的辦公桌。天高皇帝遠的這邊，是兩條長桌，沉默寡言的母親旁邊坐著四個行事圓滑的高官，中間這位更是總理也無法拿孟子怎么辦的地頭蛇，這張辦公桌更像蘇東世代的審判桌；勤政為民的那邊，是環形椅子會議廳，副部長助理高度重視、奮筆疾書，並隨之與上訪者合照發twitter，展現出自家親民形像。辦公大廈門口的警察室，也有著立場相同的門衛，縣區是暗示你投訴無門的謹小慎微好心人，首都那邊是依規辦事卻仗勢凌人的壯漢。所以，也如很多旅歐遊人所言，中央政府大廈向來是最難上洗手間的地方，流浪漢康斯坦丁至少可以在那兒洗澡洗漱。

低照度、拿著、長攝影機，那些自然主義創作標準配置，幾乎不見於《漫漫寻子路》。康斯坦丁背上口糧和毯子，在自家門口，接上一大塑料袋可飲用的自來水，堅定上路。即使他咳嗽餓昏倒下，攝影機也一直沒有亂晃，平衡如維姆·文德斯在大景別之下敘事的《德州巴黎》，提著礦泉水瓶的康斯坦丁，估算也直接參照了《德州巴黎》中這位拎著圓桶、走在沙漠之上的特拉維斯，差不多到達目的地前，也都把蓄著的大鬍子剃了。

影片有著明晰的四段分割，分別在處處碰壁、擺明了不給回小孩的村子，走向薩拉熱窩討說法的三百公里高速公路，回鄉後仍然氣憤的境況。一路上，母親繼續沉默寡言著，遇事通情達理又堅韌執著，從出發到路途再到返鄉，一路上遇到的，也都是生活中所能看見的真實人群：拿雞毛當令箭的小官僚、好心的駕駛員和店員、爭搶資源的其它流浪漢、小氣吝嗇的鄰居們。他返回殘破的村子、經過凋敝的工廠、步入狼群的荒原、走進迷宮的衛星城，憑著樸實的血脈之愛和倫理意志，順利完成個人的奧德賽旅行。

這些熄滅希望又隨之澆滅的場面，像極了保加利亞的新浪潮影片，不厭其煩、反反覆覆、讓人心塞。即使康斯坦丁已經滿足了領回小孩的基本條件——屋子裡有電、能洗衣服、有洗衣機——也始終會被那些“為小孩成長考慮的好心”和實則為貪汙社會福利金的野心，給搪塞回去。

文 | 張海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