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段婚姻關係， 12位戀人，她憑什么被伯格曼深愛？

我們完結島上奇遇回去後，我告訴貢出現的一切，並要求同居兩個月。即使我和哈麗雅特都知道，我們倆的關係只能保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貢大發雷霆，要我去死。我對她的狂怒大為憤慨，以前從沒有見過她發這么大的脾氣，對此，我反倒鬆了一口氣。我拿了幾樣直觀的行李，再度返回我的單間別墅。

“ 我們決定分頭去法國巴黎，接著祕密相約”

我在卑爾根並不歡樂。那個衛星城在許多方面與世隔絕。音樂廳是一個非常有限的世界，除了唱歌，誰也不談別的。家中煩亂不堪，充斥著小孩的抽搐、 溼漉漉的衣服、男人的淚水和醋意，而這常常還有充裕的理由。我無路可走，就免不了對她不忠實。

左：李安 右：伯格曼

法院民事訴訟本要繼續進行。但就在當天中午，當貢的辯護律師威脅要把她妻子的個人財產狀況公之於眾時，民事訴訟又撤消了。我不曉得詳細情況，但再婚辦得十分順利，經過更讓人侮辱的調查後，依照幼兒保護理事會的建議，貢最終贏得了孩子的撫養權。

兩天早上，我們去宙斯音樂廳觀摩讓·季洛杜為弗朗索瓦·茹韋創作的一齣戲，竟遇上了埃倫，她就趴在我的斜對面。她轉過頭來向我們笑容，我和貢立刻逃跑了。

▲ 《婚姻生活》 （1973年）

我返回卑爾根準備和丈夫埃倫談談。夜深了，她已上床睡覺。我忽然回來，她深感很開心。我穿著西裝，趴在床上，告訴她所有的一切。 具體細節什麼樣，有興趣的人可參照我的電影《婚姻生活》的第二部份。

“我現在要經濟負擔四個家庭的生活了”

但是，在書中為數眾多被 一筆帶過的紛擾緋聞中，伯格曼卻詳盡描繪了他與一名女記者貢·哈格貝里的緋聞始終。即使貢，他離開了第三任丈夫埃倫，創作了經典作品《婚姻生活》。而做為伯格曼惟一 一名“不有名”的情人，我們在互聯網上竟搜不到兩張貢·哈格貝里的照片。

攝製影片的法令總算完結。貢在一間商報找出了代理新聞記者兼翻譯的工作。我立刻要連拍三部影片，一部是《女人的期待》，電影劇本是我他們寫的，另一部是《莫妮卡在夏天》，依照米爾·安德斯·福格爾斯特倫的短篇小說翻拍。

我8月下旬返回家中。貢打電話約我一同去奈特林賓館吃晚飯，接著去看影片。我先是吃了一驚，隨即開心地接受了她的邀請。事情經濟發展得很快。接下來的週末我和貢去了特魯薩，備案住進旅店，上床，接著一直在那兒待到星期二中午。我們決定分頭去法國巴黎，接著祕密相約。

埃倫的確是一個較好的、強有力的好友。如果境況能稍微好一點，我們就一定能快活地生活在一同，我們對他們實在太無知，以為生活就是如此。我們對他們的處境並不抱怨，對我們的生活條件也未曾則表示過惋惜。我們互相束縛著一同掙扎，但是正在一同下沉。

小孩被奪去的威脅立刻崩潰了貢。貢返回利丁島的家和正千方百計報復她的妻子那兒。我則返回卑爾根，履行合同，排演最後一部戲。

12月炎熱的兩天，我們住進了哥本哈根海濱路的一間旅店。我們無法睡同一個臥室，即使這違背丹麥旅店管理工作法律法規。

絕望很快就會締造出它所絕望的。

“我對婚姻關係的背棄，受到了天主的懲處”

我簡直難以想象出現的一切。貢已懷孕五個月。我表現得像一個愛嫉妒的小孩。她被寂寞地拋在一邊。靈魂中像放映影片，聲音和光影反覆閃現，揮之不去，留下的第一印象異常清晰，永難磨滅。只有他們的洞察力狠狠地深入，探尋真相。

從拍《莫妮卡在夏天》開始，我和 哈里特·瓊斯戰略合作了很多年。她是一個異常勇敢但感情又很脆弱的男人，天分裡有一股勃發的才華。她在攝像機後面變得自然而火辣。同時，她的演出技巧也是極其出眾的，能像閃電一樣，從最強烈的感情切換到冷靜的感情；她的幽默感很有分寸，悠然自如，但從來不玩世不恭。她很調皮，多年來一直是我最親密的好友之一。

（回來後）我和埃倫的複合很匆匆，也不完全成功。我醋意大發，即使我發現埃倫和一個男同性戀音樂家搞在一同，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

▲ 26 歲的伯格曼工作過的赫爾辛堡衛星城音樂廳

“她是我很多電影中男人的原型”

▲《夏夜的微笑》中，埃娃·達赫伯克出演的德西蕾·阿姆菲爾特

丹麥編劇英格瑪·伯格曼，那位影片天才一生創作了120多出話劇、50殘部影片。

（到比利時後）我完全與世隔絕，相同任何人說話，也不與任何人交往。每晚我都喝得爛醉，得讓房東太太扶我上床睡覺，她像一名和藹的父親，很為我的酗酒習慣害怕。但是，每天中午 9 點鐘，我一定準時趴在寫字檯前專心寫電影劇本，宿醉有利於加強我的想象力。

▲ 年輕時的伯格曼

在對經典作品脈絡的梳理中，伯格曼在回憶錄《魔灯》中穿插著講訴了他的12段情感和5段婚姻關係。談到和愛現代人的關係，他說：“我們在一同嘗試了一切：私通、越軌、哀傷、瀕臨喪生、不眠之夜……”

▲伯格曼工作照

惟一相同的是對戀人葆拉的敘述。貢更像是她的反面，長得可愛高挑，身型健美，有一雙充滿熱情的藍眼睛。她討厭大笑，舌頭火辣，豁達啟用，自豪而善良，具備男人獨有的力量，但又是一個夢遊者。

我們的女兒是在 1951 年 4 年底的沃穆爾米爾夜誕生的。為的是推動宮縮，我們喝了香檳，接著開著一部破爛的福特汽車沿著多丘的拉都戈蘭森林公園兜風。之後，我把貢留給了助產士，被從監護室裡趕了出來，我獨自一人返回家中，喝得爛醉，把舊玩偶火車拿出來，一個人默默地專心玩了起來，直至不知不覺躺在天花板上睡著。

▲《沉默》（1963年）

貢的妻子匆匆地提早趕去哥本哈根，他的父母請了一位辯護律師，聲言要提出法律條文民事訴訟，即使他的家庭財產有一部分在貢的名下。幾乎任何事都打擾沒法我們，豐盛的第一印象與實戰經驗在我們的頭腦中流動。

我以為她不能回去了。她早上回去的這時候，變得既苦惱又緊張。我氣極了，發狂般地反覆問：“你和那辯護律師睡覺了？你和他睡覺了？宣稱你和他睡覺了。你自然和他睡覺了。”

▲ 哈里特·瓊斯在攝製《不良少女莫妮卡》時的工作照（1952年）

我們無法見面，無法通話，也無法寫信。任何接觸都會激化小孩被帶返回貢身旁的危險。在當時，法律條文對“私奔”父親的經濟制裁是十分嚴苛的。

晚餐後，我和貢去海岸邊玩耍。那是一個無風的溫暖夜裡。我們激動地互相親吻，漫不經心地約定，等攝製轉返回哥本哈根時再相見。當那位《电影新闻》的本報記者走後，我很快就忘掉了這件事。

一兩年後，我們再見面時既不惱怒，也不責怪。我和貢再婚後，她開始學斯拉夫語，還獲得了碩士學位；她的翻譯技巧顯得更為高超，為他們贏得了聲望。她逐漸締造了一份屬於他們的獨立生活，包含好友、戀人以及出國旅行。我們充滿著重聚的喜悅，但這情感也很貪婪。我們幾乎一點也沒注意到，我們的女兒顯得傷痛又妒忌。

但是，我對埃倫和小孩的背棄，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它永遠深深地刺痛我的靈魂。有兩個月光陰，此種活生生的、充滿著生命力的大膽行為滋生著一種無法忘懷的真實，因而極為珍貴，雖然為的是這一趟法國巴黎之行，我最終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家中的來信並不令人鼓舞。埃倫在信中提及小孩病了，她他們手裡和腳上都得了瘙癢，還不斷掉頭髮。我返回時曾留給她一大筆錢，她在信中抱怨錢幾乎用完了。

影片的攝製地在赫爾辛堡，8月底的兩天，我們在市政廳攝製男女主角舉辦婚宴那場戲。我和埃倫一兩年前就是在這兒結的婚。

有一名俄裔英國女藝術家在羞怯而熱烈地追求我。她體格健壯，身形勻稱，像一名阿瑪宗女戰士，雙脣清純，眼部黝黑，雙眼如月亮通常光亮，釋放著不羈的火辣。我忠實於他們的婚姻關係，這使我和藝術家兩人都受到激勵。她寫字，我寫作，三個孤獨之人居然出人意料地湊在一起從事創作。

一個秋夜，貢的妻子打電話來，則表示再婚的事情能和解，不用訴諸法律條文。他要求和貢單獨見面。進行談判後一同去找辯護律師，草擬一個法律條文協定。

我迄今也不曉得當時究竟出現了什么事。她被輪姦那個事實大概可以確認，但也可能將是屈從了暴力行為：假如你和我睡覺，小孩就歸你。

她不瞭解他們，對此缺少興趣，卻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生活，不加防備也沒有要求，真誠相對，無所畏懼。她罹患胃病，經常復發，但她對此也不在乎；如果兩天不喝咖啡，服藥許多藥，轉眼就好了。她和妻子關係很糟，卻不以為意。她覺得任何婚姻關係都遲早會顯得無趣，最後只剩下一點性行為而 已。至於重複而來的恐懼夢境，也仍未引發她的注意；或許是吃的東西不對勁，或是是飲酒太多。總之，人生對她是實際和偉大的。她的氣質無法抗拒。

我們默默地坐著，一言不發，只希望時間過得快一點兒，但事與願違。他問我是不是針線，即使他要縫一顆鈕釦。我找到針線給他。接著我們在窗外對坐著，小英格瑪低頭縫著鈕釦，厚厚的長髮垂在額前，強壯有力的手正忙著縫鈕釦。他有時會侷促地吸吸耳朵。他長得很像他曾祖父小學生時代兩張相片裡的模樣，同樣深藍的雙眼，同樣色調的指甲，同樣的臉頰和敏感的嘴。同樣冷淡的伯格曼標示 :千萬別碰我，千萬別接近我，千萬別抓住我，我是伯格曼，看在天主的分上，離我遠一點。

貢死於一次交通事故，我和女兒小英格瑪計劃一同出席她的葬禮。事先我們約在戈列爾圖勒廣場我的單間別墅見面。他那時十四歲，長得高大英俊，個子比我還高，在此以前，我們已很多年未見面。這天他穿了一套不大的西服，是向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借的。

貢是我很多電影中男人的原型，如《女人的期待》中的卡琳·洛貝柳斯，《小丑之夜》中的阿格達，《爱的一课》中的瑪格麗特莎拉，《秋日之旅》中的蘇珊，《夏夜的微笑》中的德西蕾·阿姆菲爾特。

“我無路可走，就免不了對她不忠實”

我最後只得低聲下氣地求丹麥影片子公司借一筆錢。錢是借到了但同時簽了一個合約，用四部影片來抵押，我只能獲得正常的電影劇本和編劇費三分之一的酬金。並且，我要在五年內償還這筆擔保，連本帶息，從子公司給我的總收入中自動計入。我暫時化解了經濟發展上的債務危機，但這意味著未來五年將束手束腳地度過。

▲伯格曼與其女兒

真愛撕碎了我們的心，並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吞噬的種子。

我開始和埃倫小心翼翼地通訊，這些信充滿著溫柔。我們那充滿著傷痛煎熬的婚姻關係有了一點希望的曙光，在此負面影響下，我把影片中的女主角塑造成迷人和忠心的化身，她有智慧、有人性的尊嚴。反之，男主角則是一個誇誇其談的庸才，既不誠實，又愛誇大其辭和說謊騙人。

我試圖弄到一個小別墅（仍是租借的），帶著四首歌曲、幾件髒內褲和 一個破茶杯的家當搬了進來。在那段哀傷的時間裡，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名叫《夏日插曲》，同時寫了除此之外一部影片和話劇劇本的提綱，但後來弄丟了。此時影壇有許多傳言，說所有電影攝製都將暫停，以示威中央政府徵稅娛樂稅。對我而言，不拍戲就會遭遇經濟發展上的經濟損失，我還要經濟負擔三個家庭的生活呢。

▲ 英格瑪·伯格曼在1940二十世紀

我笨拙地想跟他談一點關於他父親的事情，但他立刻流露出一副很不屑的姿態。當我堅持要談時，他忽然用侮辱的神色盯著我，我只得住嘴。

聖誕節後的兩天，貢搬離了她受盡屈辱的家，婉拒再服從女人的控制。我們出低價租了一套帶傢俱的五個臥室的別墅。它剛好矗立在一棟調皮而古老的奧斯特瑪蒂爾區寫字樓的頂層，貢的三個小女孩和這位愛沙尼亞保姆也一同搬來了。

隔天中午，貢用法文跟這位全能的旅店門房商議，希望能夠換臥室，她塞了兩張一萬法郎的紙幣做為交換條件（那時十克朗可以兌換五千法郎）。只好，我們立刻換了一個沿街的舒適臥室，盥洗室寬大得像個修道院，有彩色窗戶，天花板中配有暖氣管，洗手池也非常大。同時，我在頂層租了一個破舊的小木屋，裡頭有兩張搖搖欲墜的寫字檯、兩張吱吱作響的床、一個坐浴盆，還能看見以埃菲爾鐵塔為大背景的迷人的法國巴黎全景。

我不許貢單獨去見他，但她堅持要去。她覺得妻子在電話號碼中說話溫和順從，還帶點哭腔。午飯之後，她妻子駕車來接她。她直至下午五點才回去，臉色冷漠，說話閃爍其詞。她想去睡覺了，原本我們能等隔天或之後漸漸再談，但我想曉得究竟出現了什么事，就非問清楚不容。她這才告訴我，她妻子駕導航她到小揚森林，接著輪姦了她。我返回別墅，在廣場上游蕩。

貢沒有工作，我現在要經濟負擔四個家庭的生活了。

▲1949年的伯格曼（右）

一個半小時之內，我們喪失了聯手共同度過債務危機的良機。最後的結局已確確實實開始了，雖然我們都不顧一切地試圖和解。

1949 年冬季，我度過了三十四歲生日。迄今為止，我都努力地工作，投入地從事我的專業。因而在溫和的春天走進法國巴黎，對我無疑是一種解脫。愛須要時間和機會就可以孕育出。在這兒，我終於能夠排除一切障礙自由地呼吸。

隨即所出現的事幾句話就能說明。貢懷孕了。初夏，所有的影片製作都已暫停。我被丹麥影片公司辭退，去了洛倫斯·馬蒂爾斯泰特新開的音樂廳當表演藝術指導，但三臺戲失利後，我又被辭退了。

埃倫曉得我是個騙子。她的恐懼是腐蝕性的。她乞求我就算只告訴她一次事情真相也罷，但我卻做不到，事實真相真的無法說清楚。我們之間不爭執時，能共享一種深厚的相互憐惜、相互諒解的情感。

《电影新闻》雜誌的一名本報記者來專訪我們做特寫報導。另一家雜誌可愛優雅的總編輯古尼拉·霍爾格給了我們那個榮譽。她還帶來一名同事，名叫貢·哈格貝里。我們的管理者，也就是我本人，一方面認識到他們的職能，一方面被那位總編輯吸引，只好從整部影片本就不多的教育經費中掠奪出許多，邀請她們在大飯店吃晚飯。

影片工作是一種極其情色的行當：女演員之間都坦誠相待，彼此之間暴露無遺。在攝像機攝影機後面，所有的親暱、忠貞、相互依賴、情慾、自信和安全性都變為一種溫情脈脈、或許是虛幻的同情心。那種衝擊力，那種緊張氛圍的緩和，同舟共濟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歡時刻之後，旋即而來的反最高潮：氛圍無可避免地漲滿慾望。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終究有一天攝像機將暫停旋轉，燈光也會點燃。

沒有錢，沒有影片可拍，每一月必須要有一大筆錢就可以保持三個前夫和四個小孩的生活。有這時候慢了兩三天付贍養費，一個憤慨的幼兒保護理事會的高官就會來找麻煩，並批評我的放縱生活。每次去卑爾根的家裡，開始還會客套一番，走的這時候總是惡言相向，拳打腳踢，同時還夾帶著小孩們的哭聲。

在非凡的埃娃·達赫伯克頭上，我找出了貢的詮釋者。這三個男人都能成功地把我直白的文檔變成現實生活，由此表現出的堅強不屈的男性思想，遠遠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

我們在法國巴黎停留了四個月，從各方面看，在我們三個人的生活中，這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時間。

我在斯卡拉音樂廳的一出滑稽劇裡，發現了一名穿漁網長襪和袒胸低領男裝的感人的年長男女演員，就選她來演影片男主角莫妮卡。她的名字叫哈里特·瓊斯。她拍過許多電影，已和一名年長女演員訂了婚。7 年底，我們去近海群島攝製外景。

幾天後，一名穿白色西裝、系紅圍巾的辯護律師來找我們，他是貢的舅舅派遣而來勸她回來的。自己早上在一同吃午飯。我站在旅店臥室的窗口，看著自己並肩踏進聖安妮街，貢穿著平底鞋，幾乎比這位愛裝腔作勢的小個子辯護律師高出一個頭。她那厚厚的白衣緊裹著她的胸部，一頭手不斷撫弄著她那淡灰色的長髮。

那場戲劇化的該事件完結了。但我和貢之間的真愛已有裂痕，鮮血淋淋， 幾乎無法彌補，而經濟發展上的壓力更是咄咄逼人。

1949年9月1日早上，我們離開了丹麥，中午抵達法國巴黎。我們住進聖安娜街一間知名的家庭旅店，這條窄小的街道通往歌劇院廣場。旅店的臥室是長方形的，像兩具棺木，床並非並排放置，而是床頭對床頭。窗前是一個窄小的庭院。把頭伸出去，能看到五層樓頂上那塊赤日炎炎的夜空。庭院中水蒸氣陰冷乾燥，散發著黴味兒。瀝青門上有一些玻璃窗，好讓太陽光照進旅店浴室，可以看到浴室裡有很多戴白帽子的人像蛆一樣蠕動；從那深淵裡冒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和炒菜的氣味。相關更詳細的細節，請參考《沉默》一片中那對戀人的臥室。

我頓感輕鬆愉快。所有職業上、經濟發展上和婚姻關係上的問題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我們在攝製地過著相當寬敞的室外生活，夜間工作，夜裡休息，黎明清爽無比，天氣情況各有千秋。晝長夜短，睡眠無夢。經過四個小時的努力工作，我們把攝製的膠捲送回來擦拭，由於電腦有毛病，幾千米膠捲幾乎都要重拍。我們都裝出極為生氣難過的模樣，但心底卻暗自開心，這種可在島上多逗留許多這時候。

我和貢趴在床邊，我們深感疲倦和絕望。我立刻意識到，我對婚姻關係的背棄受到了天主的懲處。那凶殘的鏡頭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我不幸地回來，埃倫是多么開心，她微笑起來。這些鏡頭反覆再現，迄今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