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第十一回》：從鏡像中找尋真相的勇敢者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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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編輯：曉梅

內容來源：《文艺报》2021年4月16日3版

影片的故事情節緣起於30年前的一樁命案。市歌舞團將之翻拍成戲劇《刹车杀人》搬上大了舞臺，而這時當年的“殺人犯”馬福禮（陳建斌飾）監禁15年後已獲釋，並創建家庭開始了新生活。馬福禮不敢重提往事，在制止戲劇表演的同時也踏上了找尋真相、還他們清白的公路。電影以主角的現實生活為原點，以其找尋真相的過程為直徑，隨著命案的發展史真相、歌舞團的創作排演和馬福禮的生活經歷四條線索不斷交疊延伸，呈現出一個以“真相”為核心，關涉真與假、自我與倫理、尊嚴與價值的圖像化探討。而便是這充滿著荒謬、戲仿、記號器和荒誕的探討，使《第十一回》沒有落入驚悚獵奇的淺表化表現或倫理評價，“音樂劇”化的電影表達使經典作品贏得了更加深刻多樣的價值觀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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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中，不論謀篇佈局、人物性格還是細部呈現出，電影的象徵、隱喻和演繹都充分發揮了“鏡像”的關鍵機能。就總體內部結構來說，劇中的四條線索就是經典作品本身在故事情節、人物和社會四個層面的表演藝術化態射。以馬福禮找尋刑事案件真相那條線索為例，代表法律條文、鼓吹追求公義“過程重於結果”的白辯護律師毫無做為，而促進刑事案件進行一次次假定和覆盤的卻是市歌舞團舞臺上那臺不斷修正、不斷重排的話劇。馬福禮、屁哥（賈冰飾）、金財鈴（周迅飾）等人漠視歌舞團副團長傅庫司（于謙飾）關於生活真實和表演藝術真實的解釋，自己在觀眾席上用近乎偏執的立場一次次叫停排演過程，並相繼提供更多出自己個人記憶中關於刑事案件的真相，只好馬福禮命案的“N種可能將”並非呈現出在法庭上，而是呈現出在歌劇團的舞臺上。在那條線索的前進中，代表“真”的發展史真相與代表“假”的戲劇創作時而結合、時而交戰，互相解釋又互相否定，內部結構上的鏡像化處理為電影帶來了豐沛的戲劇衝擊力。

存有於鏡中的像相對於粒子本身是虛無的，但在《第十一回》中，鏡像卻成為到達真相的關鍵路徑。女孩金多多被已婚渣男玩弄懷孕後驚恐絕望的境況，便是她的父親金財鈴當年以未婚爸爸身分娶馬福禮時的重演；躺在車輪下對歌舞團示威遊行的馬福禮、金財鈴與30年前躺在拖拉機下看著婚姻關係諾言的李工程建設、趙鳳霞慢慢疊加；沉浸在話劇世界中的胡昆汀、賈梅怡大段背誦著《海鸥》《玩偶之家》《冒犯观众》等經典歌劇中的對白，並用對白為人物領航，為故事情節鋪墊，為宗教故事平添了神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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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第十一回》中，“章回體”是一個亮眼的敘事內部結構。但是做為影片的最後一回，“第十一回”卻是一個沒有實質故事情節內容的終章。“第十一回”究竟是什么？是空白，是片頭“彩蛋”，還是電影院亮起燈光後的現實生活？在那個象徵意義上，影片更像一種暗喻，缺席的“第十一回”涵蓋了影片的所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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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與經典作品深處的內部結構設置較之，記號表現總是在觀感上佔得先機。這讓經典作品的象徵意味更為顯著，也加強了影片的創作藝術風格。咖啡店鏡子、多臺閉路電視、演出前後臺的化妝鏡等鏡像運用呈現出的虛實感，便是都市人事業中現實生活與思想自我不斷對焦的瞬間記錄，它們與《一个勺子》中不斷髮生的汽車後視鏡（該片中也發生了拖拉機後視鏡）一同，成為具備“楊氏藝術風格”的描述道具。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回》並沒有任憑荒謬和戲劇性主宰觀眾們對於真相的找尋和對自我的追求。癲狂喧鬧之後，一地雞毛卻又觸手可及的生活再度迴歸，金多多騎著兩輪帶著雙親漸行漸遠，惟有真情和意志能讓人堅強地走過苦痛，面對人生。

影片在人物性格刻畫上對於“鏡像”的採用更為密集，不論是單個人物的相同思想側面，還是相同人物之間的內在思想關連，宿命的比對與人性的映照好似現實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落錘。每一次“印跡”都獲得一次重複或對比，從而找出人的尊嚴、生活的象徵意義和思想的棲息。在馬福禮的世界中，缺少自我意識的他總把“我們有什么好活的，還並非過自己（小孩）的日子”掛在嘴邊，他找白辯護律師時滿臉篤定地要討回公義贏得尊嚴；見李工程建設的胞兄屁哥時又指出事情已經過去必須“放下”，他在兩人之間不斷複述對方如果，對詞彙的機械複製加強了馬福禮思想自我缺席時的兩面性，“AB面”成為每一個人的表與裡、虛與實的相對化表現，也是人物內觀視角下思想鏡像的典型特點。

除了存有於同一個人物內部的“鏡像”，人物關於宿命的對話也無處不在。比如說李工程建設與趙鳳霞、胡昆汀與賈梅怡。馬福禮的丈夫趙鳳霞婚後與拖拉機駕駛員李工程建設仍有情感，在一場意外事件中東窗事發並雙雙喪命。歌舞團編劇胡昆汀一邊通過話劇那個載體企圖重演發展史——雖然事實上相距真相愈來愈遠——一邊假託表演藝術之名，用劣質的“文藝範”和賈梅怡（秋冬飾）搞起了婚外戀。在這兒遙相呼應的，不但是30年前拖拉機下的李工程建設、趙鳳霞與舞臺白布下的胡昆汀、賈梅怡，同時被對應的還有自己難以公開、不被宗教普遍認可的情感關係。甚至，被對應的不但是車輪下的畸戀，還有畸戀外衣包裹著的真愛：與趙鳳霞存有外遇、把“自願成婚永結同心”刻在拖拉機頂部的李工程建設事實上是對方的戀愛；被賈梅怡批評與否真情的胡昆汀，在丈夫甄曼玉（宋佳飾）大鬧歌舞團後也以再婚則表示對賈的誠意。在這一組配角及其關係的鏡像化對應中，自己都被定義甚至被汙名化，但比音樂劇更為戲劇的生活統統顛覆了它。倫理依然是現代人進行評價的關鍵標尺，但不再是惟一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影片意圖通過配角宿命的走向說明一個問題，即生活是複雜的，複雜到難以容納任何自負的假定和輕慢的定義，而複雜性的彰顯則成就了影片文檔的多樣涵義和現代文學層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