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片遊 | 劉心武

很羞愧，除了《如意》，迄今我再沒有任何經典作品被拍成電影。但有此一片遊，此生足矣！

先飛比利時巴黎，住了一夜，就坐火車去往比利時西南部勃艮第半島上的波爾多，當時那是一個典型的東歐中產階層居多的富足衛星城，整個衛星城給人一種花式麵包水果蛋糕的甜膩感覺。組委會安排我們住進一個輕巧而精巧的飯店。結尾沒注意，後來翻譯告訴我，那飯店的名字竟是殖民地。我很不樂意。但陪同我們公益活動的一名比利時老伯，學英文的，中國廣州話說得蠻流利地，我跟她抱怨：“怎么讓我們住在殖民地？”她笑著解釋：“不過是一種風趣。我們比利時絕大多數國民都是憎惡殖民管理制度的，都是支持原比利時殖民地獨立的，摩洛哥等等，不都獨立了嗎？好比我們這兒有一種最貴的香水，叫什么呀？毒藥！對，就那么個牌子，不過是一種風趣。”我就跟她說：“我步入沒法你們此種風趣！”我在新中國長大成人，對殖民地這個詞語不滿，這位比利時老伯則表示理解。但是飯店的服務是很到位的。每天晚上返回飯店，到櫃檯領臥室鑰匙時，櫃檯裡的老伯總是笑容滿面，把非常大一把銅鑰匙遞過來時，還指指立在櫃檯上的一個錄影帶封套，意思是“明晚會在電視機裡播出整部影片，熱烈歡迎欣賞”，但我們已經看了兩天的影片，哪裡還要看那個？

影片《舞台姐妹》（1964）片花

陶玉玲在《柳堡的故事》裡出演的二妹子

童超在《高山下的花环》中出演雷師長

影壇有“一片遊”之說，指的是有人與影片僅有參予一部的緣分，比如說《上甘岭》裡女衛生員的飾演者劉玉茹，她在片子裡唱了迄今仍在盛行的《我的祖国》（所以聲音是郭蘭英的），給觀眾們留下鮮明的第一印象，但她那之後再沒有在熒幕上發生。我也曾“一片遊”，遊得悠閒，遊得過癮。

聽見那個消息，連我自己也很吃驚。1982年，上海影片製片廠依照我的長篇小說《如意》，拍出一部彩色故事片，由黃健中導演，李仁堂、鄭振瑤執導，我其實是個原作者，儘管後來也參予編劇，但最先寫下影片劇本的是戴宗安老伯，順利完成片的片頭上，編劇是我和戴連署。我自己也覺得必須派黃健中，或是執導去。那時影片局副局長是石方禹，他是個著名詩人，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的敘事詩《和平的最强音》負面影響非常大。影片局到工商聯的人士就解釋說，波爾多的三大洲影展，舉行主旨較好，就是當時西歐的戛納、那不勒斯、維也納等影展，都不怎么重視歐美之外的發達國家的影片，所以他們要為亞洲地區、拉丁美洲、西非的影片提供更多一個專門的網絡平臺，來展現其魅力；那個主旨，我們必須支持；發起人是波爾多民間的兩兄妹，後來獲得區政府支持，1979年舉行了第二屆，1983年是第七屆了，影展主席副主席，那兩兄妹，來北京選片，看上了《如意》，決定在慶祝影展十週年時，在那一屆的閉幕式上放映。後來我懂得，固然在影展上得獎是殊榮，安排在閉幕式上放映，也是一種榮譽；但是，那兩兄妹決定，那一屆波爾多影展，就以中國為主賓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安排，就是謝晉影片回顧展，他們向美方提出借去謝晉的眾多代表作品，在影展前夕每晚放映，但是還要舉行關於謝晉影片表演藝術的學術研究討論會。那么，謝晉做為中國影片代表團副團長，順理成章，代表團已有了導演，就不再安排別的導演了。女演員呢，必須派一位男女演員去，但鄭振瑤剛出席完印尼馬尼拉影展，還得了獎，那就讓在《如意》中給她配戲，演格格丫頭秋芸的陶玉玲去。三人成團，還有一名派誰呢？是波爾多那兩兄妹提出來，請整部影片的原著劉心武去，他們說看了片子，覺得整部影片原著提供更多的基礎非常好，他們也想讓影展別開生面，不但請導演，請女演員，本屆要請個小說家去，但是劉也是編劇。石方禹同意了。中國影片代表團就由副團長謝晉、團員陶玉玲和劉心武，以及一名法文翻譯，一行四人共同組成，影片局呈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裡已批覆。聽了這么一番說明，北京市工商聯就同意我去比利時。

那是1983年，當時我是北京市工商聯專業短篇小說家，突然有一天電影局來人找出工商聯，說要借我去出席中國電影代表團，到比利時去出席波爾多三大洲影展。工商聯覺得怪異，劉心武一個寫短篇小說的，怎么去出席影展？這個這時候文化界人士出國機會難得，我1979年和1981年已經三次出席中國作協派出的代表團分別訪華了保加利亞和韓國，怎么還出國，但是竟是出席中國電影代表團去比利時？

在法國巴黎，我每晚約陶玉玲同遊。陶玉玲1957年在《柳堡的故事》裡出演的二妹子、1964年在《霓虹灯下的哨兵》裡出演的春妮，嵌入了幾代人的觀影記憶，我很開心竟能與她相戀，成為遊伴。我們不能法文，我只會說直觀的英文，英國人對英文是不哮喘的，但那年頭英國人難得看見中國遊人，我用蹩腳的英文問路，自己倒也能客氣地用同樣蹩腳的英文澄清，兩方竟然溝通交流成功。就這種，我和陶玉玲一同參訪了鐵塔、法國巴黎聖母院、盧浮宮，羅浮宮很大，收藏品極豐，我就重點查問米羅的維納斯在哪裡，達·芬奇的《蒙娜丽莎》在哪裡，按照人家指點，和陶玉玲一同都看到了。後來，我又問到了羅丹美術館的去法，一同去看了羅丹浮雕的真品。還去了殘疾軍官榮譽院，裡頭有路易十四墓。陶玉玲是個機靈人，我說謝晉可以叫成謝靜，她則可以叫成陶靈。

影片《水乡的春天》（1955）片花

臨回京的前一晚，我返回飯店，謝晉主動到我臥室裡來，並不問我和陶玉玲又逛了哪些地方，而是握著酒杯，激動地跟我說：“心武老弟，我有個主意，說給你聽聽，你覺得怎樣？”忙問他什么主意，他說：“我想讓北京人藝的童超演個師長，怎么樣？”我吃了一驚，嚇到。童超？我自小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觀眾們，幾乎看遍了自己表演的劇作，童超飾演的別的配角我都沒記住，只牢牢記得他在《茶馆》裡演的龐宦官，真是入木三分啊！但是龐宦官，那是什么形像啊，三分像人，七分是鬼，陰陽怪氣，腐朽不堪，國軍師長，找他演？原來謝晉在飯店臥室裡，哪裡只是飲酒，他腿不動，腦子一直在動，我曉得，他的下一部戲，是要把李存葆的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环》搬上大熒幕，而且曉得他特約了與影片緣分極深的小說家李凖導演，更曉得他一貫重視女演員的挑選出，他要投入使用童遠遠超過演師長？我脫口而出：“呀！你是想突出奇兵吧？”他滿意地笑了：“心武老弟你猜對囉，我看出來，童超他有一種潛在的個性，就是老到而威嚴，誰說他只能演龐宦官？我要把他的另一面展現出在觀眾們面前！”後來，影片拍成電影公映，童超打戲不多，卻活生生是個師長的氣質。

影片《如意》（1982）海報

在波爾多，有幸看了很多亞洲地區、拉丁美洲、西非的影片，也在謝晉影片回顧展中補了課，看了以前沒顧得上看的，他1955年主演的《水乡的春天》和1981年主演的《天云山传奇》。也去謝晉影片表演藝術討論會旁聽，講話的洋人所講，團裡的翻譯基本上能同步將意思知會謝晉和我們，我的整體第一印象，自己主要是分析謝晉做為一個影片表演音樂家，他所展現出的表演藝術天賦和表演藝術性格。記得有個英國人在講話中，稱讚謝晉在《舞台姐妹》開篇時長鏡頭的運用，說真精妙極了，搖移中先展示故事情節出現的生態環境，綠水青山，梯田農舍，再展示那一發展史時期的社會自然景觀———農地盡處現人煙，戴著竹笠的俗眾在趕集，市集上的露天戲樓上在唱戲，又從平移變為藉助電梯形成的遠觀近看，一直移成近景：一個賭博攤位的賭徒們，片中的戲班班主禪師阿鑫賭興正濃，身旁突然騷動，有男子沿著人群逃走，有手持繩子的男女在追殺她……講話者稱，謝晉對長鏡頭的運用，堪與比利時編劇特呂弗1959年主演的《四百击》最後的那幾秒鐘長鏡頭相媲美。

1983年，謝晉、陶玉玲與劉心武（自左至右）在比利時朋友家做客

在波爾多飯店，我和謝晉各住一室，沒怎么閒聊，後來組委會組織我們乘郵輪遊玩，在岸上，我才跟謝晉有較為深入的攀談。我告訴他，我原來看影片，毫無專業眼光，看《舞台姐妹》，沒有注意什么長鏡頭。謝晉說，只不過改革開放以前，他也只看見過西班牙新自然主義的片子如《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十一点钟》，對影片的蒙太奇還很多探求和實驗。我就說蒙太奇的意思我大略懂得，就是影片表演藝術也就是剪輯的表演藝術，把許多鏡頭巧妙地接在一同，便形成了尤其的敘事或抒情效果，比如說四個鏡頭：一個人愁悶的特寫，同一個人欣喜地笑容的特寫，一株大樹的空鏡頭；一種剪接是先愁悶再大樹再笑容，另一種則先笑容再大樹再愁悶，涵義便全然相反。謝晉說拍《水乡的春天》的這時候，就只是注意蒙太奇。他拍《舞台姐妹》的這時候，還沒有機會看見比利時新浪潮影片，甚至都不曉得比利時有個特呂弗在1959年拍了部《四百击》，成為新浪潮影片的代表作品，也不清楚有個叫巴讚的影片哲學家提出了對蒙太奇挑戰的、倡導長鏡頭的，叫作記錄學派的新理念。但《舞台姐妹》開篇的長鏡頭攝製，他確是自覺的，是想做一種大膽嘗試，不靠中後期剪接，而是一氣呵成地通過一個鏡頭來順利完成環境、時代、故事情節主體戲班的綜合交待。他說這是他第二次出國，所以也是第二次走上新浪潮影片發祥地的比利時，他還沒有看見《四百击》，不曉得那最後令巴贊生髮出一套方法論的長鏡頭是怎么攝製的。他說，長鏡頭的攝製，你有了構思，還須要有技術上的支撐，他拍那開篇的長鏡頭，技術職能部門費老大勁了，要長長的滑軌，還須要電梯。那這時候是膠捲攝製，出口的彩色膠捲非常高昂，浪費不起，因而須要攝像機的機位非常精確，推拉搖移必須渾然天成……他問翻譯：《四百击》這劇名什么意思？翻譯說出自於一句比利時俗語：一個淘氣調皮的小孩要挨四百下打就可以消除大災難，祛除怪物，變為健康聽話的幼兒。特呂弗的整部片子的主人公便是個“問題少女”。

從波爾多回到比利時法國巴黎，那年頭比利時法國巴黎飛上海兩週只有三個國際航班，我們等候飛上海的國際航班，可以逗留四天。在比利時法國巴黎飯店，我和謝晉住一個套間，共享一個洗手間。我巴不得有機會在比利時法國巴黎遊玩。但是約謝晉同遊，他卻說好靜不太好動，只有三次跟我們一同受邀到比利時好友和僑胞家中做客，但面對不論是真摯的讚頌還是客套的捧場，他都付之沉默笑容。在飯店臥室，我開他玩笑，說你名字裡這個陝西縮寫，該換成愜意的靜才是，他竟笑容頷首。他或許總在飲酒。有國內帶來的酒，也有比利時法國巴黎僑胞送的酒。我們那套間裡總瀰漫著酒香。為的是讓他能獨享愜意，我總不主動去他的臥室。那兩年謝晉已入花甲，他真正做到了耳順。在上海，我聽許多大體上同齡的影壇人士講起謝晉，敬重之餘，又不免嘖有煩言，說謝晉是自己不以為意的“海派影片”的領軍人物，形成一種“謝晉模式”，說黃蜀芹依照王蒙同名短篇小說拍出的《青春万岁》，步他後塵，令人遺憾云云。謝晉曉得那些議論，卻毫不惱怒。波爾多影片節為他特辦回顧展，對他的表演藝術成就給與很高評價，他也並不喜形於色。真個是寵辱不驚。

委內瑞拉男演員陶樂賽·德莫拉（1905-1983）

2021年3月22日 溫榆齋

在波爾多，我們倆受邀去了委內瑞拉影片代表團住的飯店，自己就在飯店大堂裡舉辦招待會。委內瑞拉來了個女星，我和陶玉玲都覺得很像我們在七十年代看完的一部委內瑞拉譯製片《被遗弃的人》的執導，曾一度從委內瑞拉紅到荷里活的大明星陶樂賽·德莫拉，想必是傳承其衣缽的後起之秀。

那女星見閉幕式上登過臺的中國人來了，回來迎接，極其熱誠，我們語言不通，這可怎么是好？陶玉玲大方地與其用表情與手勢溝通交流，為什麼演員與演員之間會有一種超越書面語的密碼？她二人倒似的是他鄉遇故知般，頓成閨蜜，那男演員招呼我們去吃委內瑞拉煎餅卷，親自用餐巾紙拈了一個遞給我，陶玉玲則及時遞我一碗龍舌蘭酒，噫，倒似的是兩對姊妹在宴請我這么個外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