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華｜《阎瑞生》拍攝與片花之百年回觀

那些片花彰顯了“逼真”的效果，外景不消說，各妓院、閻瑞生家等室外大背景充滿著細節，與舞臺佈景根本相同。如蓮英穿的條子布短衫褲是依照最初女屍發現的報導；有人抨擊電影的服飾不講究，或正較接近自然樣態。電影是此案的重現，紀實而非記錄片，所以有表演藝術加工，如圖三閻瑞生拉吳春芳入夥、圖十四吳被抓，人物眼神十分生動。在人物造型上閻與吳是反面配角配角，卻沒有像話劇的忠奸分明的誇張。整體上電影變得較為理智與冷靜，如對於蓮英的處理上各舞臺盡煽情之能事，如大世界《莲英劫》以告別儀式場景揭幕，或共舞臺的鄭正秋單單譴責閻瑞生，對蓮英深表同情，而電影仍表現了蓮英的奢侈與高傲，含抨擊之意，還是較為拿捏分寸的。

我們自然會想到電影，為什么不拍成電影？實際上《申报》在刊載逮捕閻瑞生的隔天，就有《盗贼之进步》的短評說：“閻某殺娼妓一事，其中故事情節頗類短篇小說或影戲中之盜匪。”或有人說：“閻瑞生作案，論者鹹歸咎於影戲。” （退思：《阎瑞生与影戏》，《先施乐园日报》1920年9月25日第三版）這兒“影戲”指一直在各電影院裡放映的外國電影，特別受大眾熱烈歡迎的是表現柯南盜俠的已連續片。且不論與否因而而引致犯罪行為，卻反映了通常社會公眾的惡劣第一印象。有意思的是早兩天英語《字林西报》上有一篇《莲英与电影》的評論家，說英文報刊普遍把這件命案歸咎於電影，確實如“四個青年殺手、容貌而輕率的男孩、晚上驅車兜風及星光下暗殺”的故事情節，是時下放映的影片的常用套路。作者又說對於這類影片中外觀眾們的心理反應是相同的，外國人當故事看，看後即忘；中國觀眾們則會加以模仿，因而建議英國政府創建影片預審管理制度，可起防弊的促進作用 （“Lian-ying and the Cinema,”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0年9月20日第十版）。在此種氣氛中假如有人把閻瑞生故事搬上大熒幕，也屬自然之舉。果然，在1921年4月6日的《申报》上發生一則《阎瑞生活动影片行将出现》的消息：

電影不可能將與話劇完全研磨。如電視廣告宣稱，“飾演的明星，都受過基礎教育的青年” （《申报》6月30日第八版），但有人表示電影中“劇員均系本埠某輕工業專門幼兒園之小學生，其扮蓮英者、扮小賈寶玉者、與題紅館者，系先施主題公園男子新劇社社員” （《小时报》1921年7月3日第四張）。假如由女小學生來飾演那些娼妓，不但會引發麻煩且無法勝任。特別如圖一朱老五在蓮英家、圖二閻瑞生在蓮英家的後房向題紅館借戒指，只不過依照閻的供詞與蓮英母親的證詞，蓮英與題紅館並不認識。閻起初在東亞旅店冒充金姓好友召蓮英，鬧得不愉快，後來在會樂裡又見蓮英，即使朱老五向蓮英介紹閻，說他靠得住，她就堅信了，才會出現跟他去兜風的事。電影的翻拍有悖事實，卻省掉許多枝節，符合話劇性邏輯。當時各舞臺有很多故事情節捏造與充分發揮，電影也必定加以參照，如新舞臺的表演中，小賈寶玉在桌下暗示蓮英千萬別跟閻去兜風，電影圖五則是小賈寶玉當面叫蓮英千萬別跟閻去，無疑突顯了視覺效果。另如某報導說包探從閻家傭婦獲知閻逃至佘山的信息，而圖九則表現包探在閻家抓到岳家的乳母，這種的更動遂導致話劇性一幕，為警方去佘山搜查提供更多了線索。

至此，我們方知道顧肯夫等人一開始就意識到攝製《阎瑞生》是一場歷險，但主觀上為的是化解中國電影經濟發展的瓶頸——資本問題，因而一意孤行，頗有“焉得虎子，焉的虎子”之慨。結果不出所料，但面對社會輿論颶風，自己明知故犯，頂風作案。但是，既然影片與自己所宣揚的崇高宗旨相沖突而為人詬病，為什么繼續唱高調？如1921年5月16日《申报》報導研究社在江灣跑馬場攝取賽馬一段時稱：“是日第七次賽事，李大星得第二，該社亦攝入劇中，故將來本片如輸出外洋，殊足爭中國之光雲。” （《影戏社摄取阎瑞生剧》，第十二版）又5月25日《民国日报》的報導說自己“攜影劇機至西炮臺一帶攝取槍決一節，士卒皆以此片出洋，很新穎，皆極熱心贊助，並有多人戎裝攝入雲” （《阎瑞生影片排摄将竣》，第十三版）。只不過這也不難理解，據傳投入四萬元，是一場豪賭。所以自己希望掙錢，但下注的不光是金錢，更事關聲名與中國電影的宿命。假如結果輸了，不光是經濟損失，自己為中國電影創建信心的願景也付之東流。因而繼續高調，也許是煙霧彈，也許是心理支持，不失為一種策略上的考量。所以即便《阎瑞生》不成功，中國電影必定會起步，只是時間問題，假如是這樣的話，電影史會是另一種讀法了。

《阎瑞生》取材自轟動一時的凶殺案，其拍攝本身不遜於一部充滿著驚險與懸念的話劇，或借用一個聳動視聽的譬喻，堪稱一場精巧的“菲林暗殺”，儘管以戲劇收煞。從確認目標、預估信用風險、掌控進程、新聞媒體傳播到密集的電視廣告及其修辭策略，都彰顯了一種毅力與智慧。在電影首映禮的同時《申报》刊登甘維露辯護律師的“啟事”：“中國影戲研究社現任命本辯護律師為法律條文顧問，之後遇有別人對於該社略有非法行為或毀壞及侵害名譽等事，本辯護律師應以十分之法律條文對抗之，特此預布。” （1921年7月1日第三版）應當是考慮到可能將的信用風險，才出此招加以防治，也可見自己計劃的周密。

1921年7月1日國產電影《阎瑞生》在北京夏令配克影戲院開映，一連六天場場爆滿，及後各地巡映也廣暢銷，直到一年後被清光緒英國政府以“有毒社會”為由而明令禁演。但在中國電影史上它做為“第二副部長故事片”而引人注目。近幾年，它曾一度因2014年姜文的《一步之遥》引發熱議，發展史學者們作了很多深入探討，牽涉影片的跨傳媒奇觀、成功的商業效應與社會生態環境等，有的從表演藝術或類別角度為其重新定位。本文實地考察影片的拍攝與接受過程，重在突顯晚期電影人篳路藍縷的毅力與智慧，值此影片百年誕生前夕略表致敬。本片久已亡佚，其圖像資料也素嘆稀缺，至今似只有三張片花為世所知，筆者從湮沒發展史中發見十餘張片花，將在本文對影片藝術風格作分析時加以展現。

依照電影史記述，《阎瑞生》由中國影戲科學研究社拍攝，委託中華書局影片部代攝。具體人員包含編劇楊小仲，導演任彭年，攝影廖恩壽，主要演員陳壽芝、邵鵬、王彩雲。但有相同說法，徐恥痕在《中国影戏大观》中說，由於新舞臺排演《阎瑞生》“歷一年而暢銷不衰，商務同人誌不覺意動，乃由任彭年、邵鵬、徐欣夫、施炳元等，另組一中華影戲科學研究社，編排閻瑞生電影劇本，請商務製片人部代為拍攝”。文中“中國影戲科學研究社”誤作“中華影戲科學研究社”。徐恥痕在同書的導演回憶錄中有顧肯夫條目，說他：“弱冠時，曾與好友創編《影戏杂志》，專門科學研究熒幕表演藝術，時華裔留心電影者尚少，君獨能開風氣之先。清光緒二十年春，《阎瑞生》影片成，即君入影壇之第二次經典作品也。”從“創編”“開風氣之先”之語上看，顧肯夫應當是《影戏杂志》的創始者，又把《阎瑞生》看做是他的“入影壇之第二次經典作品”，說明他參與了影片製作，且起主要促進作用。徐恥痕的描述前後不一致，大約對相同材料來源缺少辨別之故。楊小仲在《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一文中說，“關於拍攝這戲的動機，並並非該電影部的同人誌，而是由當時兩個英商買辦陳壽芝、施彬元、邵鵬因這刑事案件轟動一時才發起的”，“‘中國影戲科學研究社’或許也是由自己的籠絡才豎起這塊牌子的” （《中国电影》第二期，1957年，81頁）。極具權威的是陸潔的說法：“最初發起影戲科學研究會者，為顧君肯夫，我亦參予其列，及後有施、徐二君重新加入，乃創議發售一種週刊，先事宣揚。”後來“有陳君等亦極熱心於影戲事業，彼此間以志同道合，乃從事合拼，即推行攝入影片” （《春声日报》1921年5月25日第一版）。“陳君”即飾演閻瑞生的陳壽芝，是科學研究社副社長。

那些片花標顯了命案的部份主要故事情節，到閻瑞生和吳春芳被抓為止，只不過在5月22日刊佈了十張片花之後，拍攝仍在緊張進行。據《民国日报》5月25日的兩條消息，副社長陳壽芝和攝製組去了護軍使署，又去了西炮臺一帶拍攝槍決閻瑞生的章節。閻瑞生流串各處，導致複雜的故事線，也是大眾為之著迷的一個要素。新舞臺的電視廣告就用地名標註故事情節與場景，如新一品香、百多英商、福裕裡、大世界遠景、會樂裡的妓院、百花裡的過街樓等。電影《阎瑞生》正藉助這一點大打“逼真”牌。如6月30日研究社在《申报》上的電視廣告說：“各式各樣大背景如百花裡、福裕裡、王德昌茶葉店、跑馬場、一品香、麥田、佘山泅水、兗州地鐵站、北京地方檢察廳、龍華護軍使署……都是實地考察真景，和畫出來的假大背景相同。”所以比新舞臺多，末了在特別強調“實地考察真景”時，不忘給話劇踩一腳。

只不過，當時盛行荷里活柯南盜匪長片裡固然有青年犯罪團伙星夜暗殺帥哥之類的場景，但故事情節與主題都離不開機關佈景、英雄救美乃至懲惡揚善、真愛團圓的結局。《阎瑞生》則的話，它重現了一個真實罪案的過程，與通常刻劃人物性格武裝衝突而引致最高潮的故事情節劇也相同。影片展現寬廣的社會，更表現當下的北京。當首次真切而多樣地被現代衛星城自然景觀搬上大熒幕，使觀眾們在炫目分神之餘對國產片造成共情促進作用，正驗證了“實地考察真景”表現手法所寓的科學與技術的力量。對於《阎瑞生》與否屬於這種類型片尚有深入探討空間，但它聚焦於典型的“十里洋場”，堪稱“代表一個時代的生活狀態”，這些流氓、娼妓與各色人等出沒在妓院、當鋪、英商與弄堂之間，表演慾望與罪惡的日常活劇，頗有六十二十世紀荷里活盛行的白色B級片美感，這種意義上是對走下坡路的妓業的一種暗喻。似非偶然，閻案出現之後，1920年12月英公共租界英國政府以抽籤形式停用了三分之一的妓院，並計劃在三年內全數取締。

圖三：閻瑞生在黃德昌茶葉店樓下，約吳春芳出售繩子，勒斃蓮英。

肯夫嘗為我言該會而且先演閻瑞生一劇之苦衷。其言曰：“中國之資本家，好以其資財埋之地底，其較為啟用者，則存之商業銀行，年取其息，或貸之別人，以剝厚利。此為彼等之惟一投資理財法，至於彼足以富國裕民之實業，則彼等從不敢投資，此而且我國實業界之無法繁盛也。中國影戲研究會雖有宏偉之志願，奈一時無從募集鉅款，乃不得不集小資本而先小試其技，只好乃有先演閻瑞生之議。蓋預計本劇攝成之後，必能邀社會熱烈歡迎，爾後以舊有之小資本，再加以由該劇所獲之赤字，製備為稍大之資本，得以演陳義稍高之劇，用付初志，且閻瑞生一劇之故事情節，實為一種社會寫實戲，設編制得宜，則於世道人心，亦不無稗益，至謂為誨盜誨淫，則難免冤枉。”此顧君之言也。

1920年6月16日《申报》登刊了一篇《麦田内发现女尸》的本埠新聞報導，誰知似一部偵探片的開場。17日報導小花園某妓院報失，娼妓王蓮英被一狎客誘引同乘汽車，一去不返。18日該妓院學生家長認領女屍，被害者即蓮英。19日《申报》頭版刊登《捉拿谋财害命凶手阎瑞生赏格》的通知。謂閻瑞生因吃花酒而認識蓮英，見她滿頭首飾，手戴戒指，遂起打劫之心。犯案是在6月9日，他從好友黃某那兒借了一輛車，帶她去兜風，開到徐家彙虹橋地段，將她毒殺，棄屍於麥田裡，劫取錢財而潛逃。在警方追殺下，8月8日閻在兗州落網，被送回北京。先由法公共租界公共公廨審問，後移交北京政府的淞滬軍署，被軍事法庭宣判有罪，11月23日被押解到刑場槍決。

圖六：蓮英遇害時之慘狀。

1920年6月19日《申报》頭版刊登《捉拿谋财害命凶手阎瑞生赏格》的通知

圖八：法官在麥田屍檢之情況。

圖十四：滬探自兗州解閻瑞生至捕房訊供。

舞臺上的《阎瑞生》

的確在這個這時候，拍戲這件事對中國人不那么難。電影傳入中國已二十多年，雖然不乏有志者暗中摸索，艱辛實踐，卻沒能拍成電影一部像樣的電影。晚期的電影人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所謂“鴛鴦蝴蝶派”短篇小說家，如包天笑、陳蝶仙、陸澹庵等。特別是周瘦鵑極力傳播現代電影人文，1919年他在《申报》上連載中刊登《影戏话》，介紹歐美電影的最新進展，提出：“蓋啟用民智，不但在短篇小說，而影戲實一主要之鎖鑰也。” （1919年6月20日第十六版）特別強調電影在基礎教育上的關鍵作用。他表示外商壟斷電影放映而以獲取鉅額利潤，更憤怒表示外國影片時常表現中國人的醜陋形像，因此只有中國人他們拍戲就可以發生改變此種情況。那些看法對大眾極具負面影響，因而經濟發展國產片的要求顯得愈發迫切。

與命案相關的報刊層出不窮，在坊間盛行。電影界特別激動，像打了雞血一樣，原本就有藉助時事新聞排演新戲的做派，起先9月裡大世界乾坤大小劇場在《申报》刊載了表演《莲英劫》的電視廣告，結果沒演放了白鴿，但是到閻瑞生槍決後一擁而上，甚至發生四五家小劇場同時上演的盛況。大多即使閻的招供，故事情節的離奇坎坷少於想像。最初即使債臺高築，向娼妓題紅館借了一頭戒指，當了六百元，卻在賭馬中輸得精光，只好萌生犯罪行為動機。他的逃亡過程中頗有驚險故事情節，如在追殺中跳船泅水之類。這現成的腳本有如憑空掉下的餡餅，首先是男女主人公顏值高，除了題紅館，還牽涉小賈寶玉，也是黃牌娼妓，那些給電影票房加碼保值。所以整部戲不乏倫理訓誡，不啻為魔都人慾橫流的寓言，給愛虛榮的時髦青年當頭棒喝。令人深思的是：為什麼一個受了基礎教育的青年會墮落成為殺人犯？有人指斥妓院賭場是萬惡之籔，也對蓮英表示同情，娼妓們吐槽說她們穿得珠光寶氣，只不過戒指等都是租來的，於今接受蓮英的教訓，紛紛表示退租，不再招搖惹禍。

下列我們將融合片花對於電影怎樣彰顯“逼真”及其侷限略作實地考察。基於筆者對閻瑞生及他人口數供的理解，將片花按照命案的時間順序排列。那些片花皆刊載於《时报图画周刊》，圖六與圖八刊載在1921年6月12日，其餘十張刊於翌年5月22日，每張副標題均依照原貌。圖二與圖六已廣為人知，曾刊登在《上海百年电影图史》等書籍中。

從非常有限的資料看，中國影戲研究社是新一輪青年影片人，如顧肯夫、陸潔（當時自稱為“絜”“絜父”“不濁”）、徐欣夫等後來皆在中國影片史上飾演關鍵配角，這為我們津津樂道。《影戏杂志》只出了四期而止，在大量介紹影片科學知識與荷里活實時時，文章表揚中國女演員鄭美，還介紹了韓國的影片經濟發展現狀，所含一種世界視野。自己以影片為專業，人文程度較高，是更加西化的，與新片專業的鄭正秋、張石川等人相同。歐洲各國在影片興起時與話劇關係密切，如韓國晚期影片史所示，新片接受了東歐藝術片的負面影響而造成新派影片，經歷了“東歐影片→新片→新派影片”的過程 （《日欧美比较电影史》，第4頁）。在中國，新片也與影片相識，卻沒能成功轉型，《阎瑞生》意味著一種短暫的脫落，結果使得鄭、張轉向影片，自己的新片傳統仍發揮作用。

閻瑞生暗殺蓮英案，喧傳社會，無人不知。現聞由中國影戲科學研究社，將全案事實編為影戲，業已開始攝演。所有案情，均實地考察攝製，飾演人員，多富有影戲實戰經驗者。該案本極離奇，又經該社多人科學研究，出席材料，必大有可觀。全劇做成共費十萬元，全長約千餘尺，不日就可以參演，屆時必可轟動一時也。又該社之外人電影所攝中國人，均囚首鵠面，極形不堪，殊有玷國體。茲擬多攝有價值之電影，輸往外洋，以介紹我國人真面目雲。

1921年5月1日《小时报》上《阎瑞生影戏行将开演》報導說攝製組“經過百花裡過街樓、大馬路萬昌當、三馬路小花園、久安裡等妓院後，至新關碼頭，僱汽車渡浦，二十七日攝新一品香，十五日攝朱公館、軍署拘留所，福裕裡妓院，四川路鶴林春茶樓等”。這包含更多的地點，所公佈的十二張片花十分非常有限，也許不願過多劇透，連聳動聽覺的汽車兜風、泅水、賽馬等攝影機都付闕如。就牽涉妓院來說，第一、二、四圖是小花園蓮英家，第六圖是福裕裡小賈寶玉家，未發生題紅館的久安裡。但見諸報刊的地點也有遺漏，如新舞臺所列的“百多英商”是個驚險笑話：閻瑞生在勒死蓮英的隔天遇到朱老五，朱要帶他去蓮英家，閻極為驚慌，半途中說要上車打個電話號碼，來到百多英商就逃之夭夭了。有觀眾們說：“當閻瑞生在百多英商逃離時，扮該行司閽人張某，從樓下一躍而下，履險如夷，亦云健矣。” （人龍：《阎瑞生影戏中之见闻》，《小时报》1921年7月3日第四張）說明電影中是有那個片尾曲的。

經過一番不無艱辛的磋商與資源整合，中國電影的經濟發展便成鐵定之勢。對於顧肯夫與中國影戲研究社而言，這或許是自己所想見的最佳結局，也好似順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此過程中顧肯夫表現了勇進與實幹、虛心與寬容，若無“宏偉之志願”不克臻此等境界。陸潔也成為撰述者之一，雖然與顧意見相左，但堅持己見，並不妨礙自己的親情，在第三號週刊上他與顧肯夫、張光宇一同向聽眾拜年，且協助一同編輯；在顧肯夫倍受反擊之時挺身而出，雪中送炭，表現了和而不同、休慼與共的君子氣質，也難能可貴。那些晚期電影人的卓言令行，為電影史留下值得回望的吉光片羽。

圖九：閻之岳家飭乳母來滬探信，在閻之鄰舍間談露風，被柯南拿究。

圖四：蓮英梳妝，應閻瑞生在小賈寶玉家之召。

對於《阎瑞生》，木公的《顾影闲评》大約是僅見認真而正面的抨擊：“一切佈置均與西片相若，殊與各舞臺之亂七八糟者不可同日而語，國人自攝電影，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於此見我國人對於泰西新學術研究，而皆未肯深致其心力耳，果能如此事之精研日進，安見無法與西人並駕齊驅哉。”“至於本劇中之故事情節，編制尚緊湊，演男女各員均能適如其分。”所以優點很多，如汽車開動而不見輪子旋轉，或是閻瑞生泅水下船，鞋子不溼而隨風飄動等 （《申报》1921年7月11日第十一版、7月12日第十六版）。木公曾寫過話劇抨擊，這首詩基本肯定電影的成功與價值，對優點的抨擊也頗中肯。確實，由於受到資金、技術等條件限制，加之急就章好像製作，電影難免微調上的缺憾。

圖七：閻瑞生自麥田謀斃蓮英後，回來在燈下把看贓物。

圖二：閻瑞生在蓮英後房，問題紅館借戒指。

圖十四：中西探員在黃德昌茶葉店樓下提拿吳春芳。

“閻瑞生、蓮英三個配角面貌都一模一樣”

這更像電視廣告，明眼人認為閻瑞生正在舞臺上大熱特熱，有人想借電影來趁火打劫吸金。不過這條電視廣告不尋常，由“中國影戲研究社”挑頭拍戲，應當是一部中國電影，這不新鮮。早於1913年報刊上有過開映《难夫难妻》等影片的大幅度電視廣告，不過那是英國亞細亞影片子公司的產品，算不上嚴苛象徵意義上的國產電影。這電視廣告不到三百字，信息量很多樣，宣稱影片已經殺青，沒多久將順利完成，且把內容和攝製方式、投資和片長的體量等一一交待。最後表明宗旨：要打破外國人壟斷影片市場的態勢，發生改變中國人的熒幕形像，還要把影片輸入到外洋為國爭光。這一切聽上去振振有詞，勝券在握。而且，差不多與此新聞報道公佈的同時市面上出現一份也是由中國影戲研究會總編輯的《影戏杂志》，這在中國也是破天荒的。從第二三期看，週刊結尾八九頁明星相片，如卓別林、白珠等皆膾炙人口，其餘該文介紹西方電影的各個方面，均備有插畫。週刊做得十分考究，每份四角，消費層次偏低。但是週刊本身沒提供更多相關編者的信息。聽眾不由得疑惑，怎么忽然冒出一個“中國影戲研究社”？究竟是何方神聖？

其餘的抨擊一致持譴責立場。最初中國影戲研究社宣言攝製《阎瑞生》是為的是發生改變外國劇中詆譭抹黑中國人形像而“有玷國體”的現狀，且打算“輸往外洋，以介紹我國人真面目”。這一點犯了眾怒，文化界頭面人物爭相出馬。《新闻报》副刊總編輯嚴獨鶴在《阎瑞生影戏》中說：“對於閻瑞生影戲的意見，覺得自己為掙錢計，這影片確是妙的。為觀瞻計，拿此種犯罪行為該事件演出給外人看，更何況未必很體面。” （1921年5月25日第六張第一版）另一名管際安，也是劇評界資深後輩，聽說要攝製閻瑞生影片，就大感沮喪，指出“本劇之關鍵人物，一為放浪奢侈之娼妓，一為浮蕩險惡之強盜”，完全違反“弘揚中國固有之文明、一洗歐美中之恥辱”的宗旨 （絜父：《外界对于阎瑞生影戏之批评》，《春声日报》1921年5月25日第三版）。在《阎瑞生》放映之後，批判依然凌厲。可能將為的是均衡，《申报·自由谈》在木公的該文之後刊登鴛蝴小說家嚴芙孫的《我之阎戏谭》：“現在又有人攝成了電影，可算進步到極頂了。我想此類戲半寫妓家強姦的瑣屑，半寫強盜殺人的宣傳照，唯有誨淫誨盜五個大字足以當之。” （1921年7月26日第十六版）

《一步之遥》片花

《影戏杂志》月刊上顧肯夫的《发刊词》佔六頁篇幅，堪稱中國第一本系統闡述什么是電影的學術論文。他把技術、現代文學與科學歸咎於電影的五大“原質”。我們通常指出電影是一門綜合型演出藝術，是對真實的想像重現，牽涉圖像及演出藝術方式的中介促進作用。周瘦鵑把電影看做啟蒙民智的“鎖鑰”，更牽涉演出藝術表現孰是孰非的倫理道德問題，所含對象徵意義的生產加以操控之意。顧肯夫或許尤其倚重科學與技術，但是便是它們使電影得以發明，並使之成為演出藝術的冠冕。他指出電影之所以使人敬佩，全在於它對現實生活的“逼真”表現。現代文學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生活狀態的”，而即使“逼真”功能，“影戲是居現代文學上最低的位置的”。同樣，“現在世界話劇的態勢，寫實派慢慢佔了優勝的話語權。他的難能可貴全在能夠‘逼真’”。“話劇中最能‘逼真’的，只有影戲”。此種“逼真”，如英國電影史家傑克·孫權（Tom Gunning）所言，是晚期“潛力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的美學特點：“直接訴諸觀眾們的注意力、煽起聽覺好奇心並通過眩目的自然景觀而提供更多愉悅，因而不論虛構還是紀實，那是一種以自身興趣為鵠的的獨有該事件。” （參陳建華：《“影”与“戏”的协商——管海峰〈红粉骷髅〉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三期，130-143頁）此種影片與後來荷里活的含道德評判的“情節劇”（melodrama）很相同。顧肯夫說：“我們看歐美運到中國的影片，總有很多顯露出真實本領的地方，‘游泳’‘騎馬’‘盪舟’‘駕直升機’‘開汽車’……都是影戲飾演者要有的技術。”這是指演出技術而言，但對於晚期國產電影來說，表現這類“真實本領”的攝影機就足以更讓人彈眼落睛。

最值得注意的是陸潔在5月22日與25日《春声日报》上的《外界对于阎瑞生影戏之批评》一文。文中說明當初顧肯夫建立中國影戲研究社與《影戏杂志》，他們參予其中，因雜務繁忙而選擇退出研究社，後來聽說攝製《阎瑞生》的計劃，他已經置身於局外。只是看見有人對電影“含血噴人，大肆辱罵”，才覺得有必要公佈顧肯夫的一番“苦衷”：

每次高等法院開庭，觀賞者擠迫，各大報競相追蹤報道，社會輿情沸沸揚揚，報紙更是捕風捉影刨底搜索。原來蓮英有“花國外交部長”之稱，性喜豪華，這天她頭上配戴的戒指等值五千大洋。閻瑞生曾就讀於震旦學院，因盜竊而被辭退，英法語都通，在英商任職，凡花樣滑冰跑馬開汽車等莫不精熟。有一兩年他曾在澳門，神話有一回某公司火災打死數萬人，他從五層樓上順著電杆滑下來，得以逃生。又說借汽車給閻瑞生的朱稚嘉，是北京總商會會長朱葆三的女兒，也是個妓院常客。

另一類如鄭正秋、張石川等是實踐型的，主要從事新片的經濟發展。1913年自己與英國亞細亞影戲子公司戰略合作拍攝了《难夫难妻》等影片，是一種音樂劇拷貝。1916年攝製的《黑籍冤魂》是同類產品，表演藝術質量差，只能在小劇場裡放映，幾乎是新片的餘興節目。相較之下《阎瑞生》是一副部長達十本的故事片，純屬國產，更主要的是它在西人經營的夏令配克影戲院上映，與外國片等量齊觀，無異於國際接軌。徐恥痕在《中国影戏大观》一書中說：“蓋是時中國影戲之能住院賣錢者，實為創見……自是厥後，中國影戲足以獲利之圖像，始深映入華裔之腦。” （大東書局，1927年，第2頁）兩三年裡隨著《海誓》與《红粉骷髅》的誕生，遂步入中國電影業的新紀元，之後電影子公司如雨後春筍，一發而不可收。

圖一：朱老五在蓮英家請客，閻瑞生叫題紅館堂差。

《影戏杂志》月刊刊登顧肯夫的《发刊词》，通常乃總編輯所為。在第三期的《却利却泼林四大杰作》一文中，顧肯夫即使出版發行延遲向聽眾道歉，解釋說：“印刷所起火，僅存數文，不得不重新編輯。”這也可說明他的總編輯身分。為《影戏杂志》撰稿人的另有陸潔、徐欣夫和陳壽芝等。除此之外劉豁公、管際安、周劍雲等原是從事新片抨擊的，另如柏蔭、張志芳、慶月、硫磺等，尚不明其身分大背景。依照上文科學研究社拍攝《阎瑞生》的報導：“該案本極離奇，又經該社多人科學研究，出席材料，必大有可觀。”楊小仲說，“我被任彭年拉去出席撰寫電影劇本的工作”，又表明他與任彭年、廖恩壽跟科學研究社沒有關係。所謂“出席撰寫電影劇本”，可見電影劇本是集體創作。認為在中國影戲科學研究與中華書局的戰略合作中，前者應當在影片的總體內部結構及細節設計方面起主要促進作用，如自己宣稱“閻瑞生、蓮英三個配角面貌都一模一樣” （《申报》1921年6月30日第八版），畢竟是噱頭，卻符合選角法則。後者主要提供更多技術力量，中華書局在前一兩年從一個英國人手裡盤下百代駱駝牌攝像機及放光機等電影器材。有一回《申报》上關於科學研究社在拍攝賽馬場景的報導說“攜帶最新式攝劇機” （1921年5月16日第十一版），當指此駱駝牌攝像機。據傳英國環球子公司在華拍攝影片前夕，商務派任彭年去協助攝製組，因而他在技術方面獲得提升。

嚴獨鶴所寫《阎瑞生影戏》

極為弔詭的是從一開始影戲研究社內部就發生對立，與顧肯夫一同創立《影戏杂志》的陸潔不同意攝製《阎瑞生》。在影片上映前後他再三發文表明譴責立場。在7月15日的《春声日报》他以“願中國影戲研究社勿將閻瑞生影片運往外國去”為題，另一面祝賀影片的成功，另一面誠懇希望切忌把影片輸入國外丟人現眼。8月27日更在《申报》上刊登《敬告我国自摄影戏者》一文，矛頭直指顧肯夫在《影戏杂志》上的《发刊词》：“自己倡議時的宣言，大概說：‘外國影戲中飾演的中國人，都是窮凶極惡的下流人物來代表中國，我國人的心智被自己喪盡，而且我們要急起自行攝演，一洗在外國劇中所受的恥辱，並替中國人爭迴心智。’等到自己的經典作品出現，卻又大大的與自己的宣言不符。最近北京某影戲社攝演的某凶殺案，就是一個證據。”陸潔對國產電影提出六點要求，包含“資本要大，女演員要有高等學問”和劇中不應有抽菸或小足婦女、裸體等形像。此文不啻是又一份中國電影宣言書，不知與否為電影史家所注意，這兒不贅言了。

各小劇場之間爭奇鬥豔，激發出新的表演藝術創意設計，最出奇制勝的要數新舞臺，那是夏月珊和夏月潤建立的最先的新式舞臺，實力雄厚。從自己的《阎瑞生》電視廣告看：“很多汽車、馬車兜圈子；真立刻臺、真岸上臺、當場泅水。” （《申报》1921年7月3日第八版）把真馬真船搬上大舞臺，場面有多鬧猛而刺激。閻瑞生由新片名角汪優遊飾演，有評論家說：“游泳脫逃一場，優遊能用正式游泳法，潛游水底，蓋亦舞臺上之僅見。”據傳他曾當過水兵，而且如魚得水。他也真搏命，夏天裡唱歌還得跳到池塘裡游泳，結果凍得半死，患病不得不去療養了。這條評論家刊登在1924年2月13日的《申报》上，可見熱狂持續了數月之久。還有一個段子：一個機關僱員迷上閻劇，每日必看。這時從蘇州來了個姓嚴的財經新聞首長，上司要設宴招待，請那個僱員寫個請柬，他把“嚴”寫成了“閻” （《小时报》1923年1月9日第一版），可見魔中得不輕。

圖五：閻瑞生在小賈寶玉家叫蓮英堂差，騙誘蓮英同行汽車，小賈寶玉在旁勸蓮英勿行。

中國第二副部長故事片——《阎瑞生》

更讓人驚訝的是，不論是成功還是譭譽，直到影片被封殺，研究社不居功，不爭論，沒人作過任何反應，似遵奉愛爾蘭伊頓公學的座右銘：“不解釋，不抱怨”，不失為紳士風度。之後研究社沒有繼續拍戲，但後續出現的對於電影史也無法等閒視之。1922年1月《影戏杂志》第二號面世，其中周劍雲的《影戏杂志序》意味著一種新的力量的介入，實即是對該週刊《发刊词》的一種重寫，文中說：“攝成了一部閻瑞生便算大功告成，狠更讓人沮喪。”這對週刊總編輯顧肯夫無異於當面打臉，但這篇自序應當是顧請他寫的。周是電影界方法論權威，曾在1918年總編輯過一部《鞠部丛刊》，代表了當時舊戲與新片的抨擊的成就。翌年他與鄭正秋、張石川一同組織明星影戲子公司，並接管了《影戏杂志》。1924年5月第三號交由明星影戲子公司出版發行，刊登了鄭正秋的《明星影片公司发行月刊之必要》與《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之文，表明經濟發展中國電影的決心與社會、人文力量的結集與資本的介入，併發布了新的編輯領導班子，由顧肯夫、朱瘦菊、程步高出任編輯祕書長，另有二十六位撰述者，基本上涵蓋了鴛蝴、新片與洋派這三類電影人，以前兩類為主。

《影戏杂志》

顧肯夫或許尤其跟話劇過不去，他說，“尋常話劇於較為上有很多地方遜於影戲”，從成本、時間與思想的“經濟發展”角度，從價目、再演與人數的“關係”等五個方面列出話劇的優點，總之都比不上電影“逼真”。的確，以往的新片舞臺片均告失敗，甚至被指出“裝模作樣，醜態百出，故事情節佈景，亦無足觀” （瘦鵑：《影戏话》，《申报》1919年6月20日第十六版）。顧肯夫以閻瑞生該事件為契機，刻意追求“逼真”，與舞臺表現研磨，將攝像機對準現實生活。這也形成一種創作上的恐懼，貫穿在拍攝過程中。另一方面，正如自己在影片電視廣告中說：“各舞臺所演‘閻瑞生’這本戲，都是敷延時刻……我們用最經濟發展的‘法子’來做這齣戲，只費一次功夫能看完。” （《申报》1921年6月30日第八版）所謂“最經濟發展的‘法子’”與《发刊词》中的修辭如出一轍。因而“逼真”也是一種商戰策略——與話劇爭奪戰觀眾們。就在《阎瑞生》開映的同時，新舞臺的同名話劇正熱火朝天地上演著。

圖十：閻瑞生逃捕至佘山進修道院。

須表示的是，《阎瑞生》的成功破除了中國影片身上的魔咒，“足以獲利”這一點很重要。與韓國較為，中國影片已經滯後十多年。1910年韓國《歌舞伎》週刊上就刊登了對東歐影片的評論家；1914年起拍攝了故事片《卡秋沙》《莎乐美》等 （[日]加藤喜久男：《日欧美比较电影史》，郭二民譯，中國影片出版社，1991年，第6頁）。之所以滯後，有價值觀、專業人才與技術等其原因，更加致命的是缺少資金，有錢人不敢投資。這一點與攝製《阎瑞生》的動機與策略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