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京再遭逼捐，倫理殺害非蠢即壞

至於捐助是否，無論論法論方法論情，都屬於個人自由。捐了，值得讚賞；不捐，也不必說三道四。許多人熱衷於逼捐，背後的邏輯是指出高總收入族群應當更有社會使命感，但是做了什么都要廣而告之。

但要看見，一人履行社會職責的途徑有許多，並非捐助一項，也不一定都是公開易見的。比如說，編劇拍了一部好經典作品，引起了全社會對一個族群的關注，這不是履行社會職責嗎？一個企業家經營好子公司，助推了大量就業，滿足了社會所需，這不是履行社會職責嗎？捐助是一個更為直接、可見的形式，但決不是惟一的。倘若時時要迎合此種思維，不但荒謬，更羞辱了公益本身。

這種的聲音並非第二次發生，箇中邏輯卻十分可笑。細究起來，牽涉三個問題：一是拍主旋律影片是並非就等於做“愛國生意”？二是捐助屬於個人自由還是個人權利？

影片是思想產品與化學物質產品的結合體。一方面，影片做為文學作品，在為觀眾們提供更多娛樂消遣的同時，也充分發揮著反映時代、宣傳教育等機能，具備一定的意識形態屬性。另一方面，影片生產已經城市化，從工程項目研發，到攝製剪接，再到宣傳發售，牽涉大量工種，都離不開財政預算、效率、利潤率那些現實生活的經濟發展概念。影片的多重屬性同時共存、不可分割。

就《长津湖》而言，取材自抗美援朝之戰，反映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捨生取義英勇無畏，傳遞的是愛國精神。但這與本片的商業屬性並不矛盾。據出品方公佈，本片投資額達2萬美元，製作體量超7萬群演和值班人員，攝製耗時200多天。這也在中國電影城市化水平推到新高度的大背景下，締造了影片體量和製作上的先例。

影片《长津湖》關注度不減，現階段電影票房已名列中國電影史電影北美票房第7位。當此之時，許多人又拋出奇談怪論，提出執導吳京吃了“愛國紅利”，理應將電影票房總收入捐給云云，甚至還擬了一份“倡議書”。

前述“愛國生意”的觀點，似乎是割裂並矛盾了影片的商業屬性和非商業屬性，還自以為佔有了倫理制高點。創作愛國題材的經典作品不等於“發愛國財”，倘若照這些人的邏輯，只有拍真愛、親情、友情等題材的影片應當掙錢，但凡突顯了愛黨愛國美感的影片，就該分文不取？那還怎樣去進行更多更小規模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