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 | “第四代”是“五四”思想的正宗嫡系

但是在一個忽然洞開的發展史視域上向世界呈現出了一個發展史的、同時朝著未來的中國形像。第四代的經典作品成了標註發展史疆域的指示牌;它是老中國的形像——萬古巋然的自然生存，週而復始的發展史循環的魔鏈;而它便是在一個隱而不露的現實生活參照系——中國現實生活中的現代化進程中被指認、被顯現出來為一個古老而仍然的現實生活空間。

與其說，電影界第四代像是最後一個返回染滿鮮血的“黑鐵時代”的正義者，不如說自己始終是雅努斯般的兩面人——年邁的“八、九點鐘的木星”。即使“萬難破毀的鐵屋子裡”這時已經“風化作用”為一頭軟殼豬肉，自己掙扎於其中並最終破殼而啼的不過是這隻豬肉。大陸電影界第四代的10年(1982-1992)無疑是文學中國人文非常重要的10年。在這10年中，遲來的一代人發生在中國社會舞臺，漸次入主。但又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輾轉於叛臣賊子與忠臣孝子的雙重身份之間。第四代(影圈內又稱為“78班”)，或許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支。

已年逾古稀的張藝謀數次面對新聞媒體專訪時稱，整部影片是他給影片寫的一封信情書。在化學物質貧乏的二十世紀，看影片就是一場狂歡，每一段膠捲都承載著一個幻夢。現如今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他決定用影片《一秒钟》為過去立傳。整部影片關於上世紀這場無法言說的發展史悲劇；顯露了在時代撥弄下，小人物無可奈何的創傷；也剖白了對這段悲情往事的回望與思考。

極為清晰、或許是極為荒誕的，是文學中國電影史是以十分整齊、明晰的“代”際——相同年齡組、相同創作時代的音樂家來分割與已連續的。這幾乎成了世界電影界上的一種自然景觀。但是，這便是文學中國文明史最為深刻的本質特徵之一：迄今為止，文學中國知識界的幾代人，都是時代之子。相同的時代遭際，相同的發展史經歷，催生了每代人截然不同而實相似、武裝衝突而實疊加的人文態度與價值取向。

而與第四代息息相關的關鍵歷史事實，則是“無產積極主動文革”的浩劫經歷，做為一場“人文的”“浩劫”時代的遺腹子，也許不難理解，在嚴苛的人文叛逆或是又稱反傳統的象徵意義上，我們幾乎舉不出一部第四代經典作品來不予印證；但是我們假如從對詞彙的革命意味著意識形態革命的態度而言如果，第四代大約又不能不被視作1983年前後颳起中國大陸的那場關於人文、而實為意識形態的大探討的關鍵一支。而且這場探討從《一个和八个》(張軍釗，1983)、《黄土地》(陳凱歌，1984)、《盗马贼》(田壯壯，1985)、《绝响》（張澤鳴，1984)、《黑炮事件》(黃建新，1984)、《孩子王》(陳凱歌，1987)、《红高粱》(張藝謀，1987)、《晚钟》(吳子牛，1989)，一直延續到1989年後出品的《血色清晨》(李少紅、1990）、《菊豆》(張藝謀，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張藝謀，1991)《边走边唱》(陳凱歌，1991)、《心香》(孫周，1992)《秋菊打官司》(張藝謀，1992年)和《霸王别姬》(陳凱歌，1993)。

《给孩子的电影》由當代著名文化歷史學者戴錦華編選，在世界範圍內，遴選出50部經典電影，幾乎涵蓋了世界電影疆域的各個角落。在編選過程中，戴錦華跳脫出“橫”的地理空間，以“縱”的時間的概念串連百年電影時光，涵蓋中國大陸、港臺及海外的各語種影片。

第四代編劇中的代表人物陳凱歌（左）與張藝謀（右）在1984年影片《黄土地》攝製前夕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發展史學者戴錦華在其論著《雾中风景》中，對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四代編劇這一族群的思索與解讀，在她認為，“第四代的發展史立場更近於本世紀初的“五四”新青年:沉重的發展史包袱和痛切的社會使命，使自己一方偏見、侮辱而企圖極力砸斷這條滯重的、古舊的傳統之鏈;在這一暗肅穆的空間中，年長的一代遠是古老典禮的供品一一喪生或與老世界同歸於盡或輾轉於苦難迷茫之谷”。

假如我們沿用約定俗成的說法，把1982年在中國電影史上組建的第二個“青年攝製組”（於廣西電影製片廠設立的第二個“青年制組”，編劇張軍釗，攝影張藝謀、肖風，美工何群。攝製組的主要成員均為中央戲劇學院1982屆專科業生共同組成。翌年面世影片《一个和八个》成為第四代的發軔之作。此後這一電影攝製組的主要成員——除編劇張軍釗、攝影肖風外，轉而與陳凱歌戰略合作，拍攝了《黄土地》、《大阅兵》，此後張陳分道，張藝拍攝了成名作《红高粱》，成為最關鍵的中國編劇之一。美工師何群亦成為一名關鍵的編劇。另一名攝彩師肖風也在1990年編劇了影片《寡妇十日谈》，1996年方才贏得了通過發售），再於1983年初，1984年悄悄地面世一大批有意思的，引起多方憤慨而不得不予以關注的影片的青年創作族群，稱為“第四代”如果；我們不難發現，1979年後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往前看”、“發揚民主和實現四化”、“黨和國家領導管理體制的體制改革”好似在老中國引發了一場更讓人歡欣鼓舞的、人文弒父“悲劇”，年長的一代在一個發展史性的“弒父”行為之後，浮出發展史熔岩流。

“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人文立場和對立的發展史態度勾勒出第四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家思想式的、傳統入世立場。這就是雅努斯朝著過去的年邁的臉孔和眼望未來的年長的面容。實際上，這絕非第四代獨特的對立立場或文化景觀。它只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或日“五四”文化革命之後，始終縈迴於中國文化中的反例情境:現代化與少數民族化命題的再次浮現。只是為十年浩劫——“資產階級文革”的發展史經歷及1992年後漸呈力矩的現代化進程所再次加強。流放發展史幽靈與尋回少數民族文化之根的對立使命，決定了第四代所要面臨與遭際的文化困局。

相對而言，第四代的發展史立場更近於本世紀初的“五四”新青年:沉重的發展史包袱和痛切的社會使命，使自己一方偏見、侮辱而企圖極力砸斷這條滯重的、古舊的傳統之鏈;在這一暗肅穆的空間中，年長的一代遠是古老典禮的供品一一喪生或與老世界同歸於盡或輾轉於苦難迷茫之谷(《黄土地》、《盗马贼》、《孩子王》、《菊豆》、《血色清晨》、《大红灯笼高高挂》)。

影片《一秒钟》幕後記錄片中張藝謀的自述

1992年張藝謀編劇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對白

張藝謀編劇電影《一秒钟》

戴錦華，大學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曾任教中央戲劇學院電影文學系11年，自1993年就讀於清華大學較為文學與較為文化科學研究院，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特聘副教授、清華大學電影與文化科學研究中心祕書長。從事電影、大眾傳媒與性別科學研究。開辦“影片精讀”“中國電影文明史”“文化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與實踐”“性別與書寫”等數十門專業課程。中文專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語專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專著與學術論文被譯作韓語、日語、德文、法語等十餘種文字出版發行。

不論是出自於理解或是誤會，“黃土地”已成為第四代共同的姓氏和形像。雖然實際上，那個姓氏幾乎難以囊括或說明第四代中的任何一個人。也許第四代在中國影片史上的象徵意義，在於自己在中國影片界順利完成了一場影片美學革命; 而於筆者認為，第四代的象徵意義，更在於自己以影片的形式重新加入中國80二十世紀的發展史/人文思考運動一一不再是對種種社會政治話語的轉述，而是一個獨有的、前所未有強有力的發言者。

1983年國產電影《一个和八个》海報

當時光將“年長的”第四代同樣呈現出在一個發展史回瞻的視域中時，不難看出，第四代無疑是中國人文傳統與現代菁英知識分子姿態的繼承者:這是極深邃、極有責任感的一大群，但是多“天降大任於斯人”的人文自覺。觀第四代，與其說自己是一夥人文叛逆與表演藝術的不軌之徒;倒不如說自己是“五四”思想的正宗嫡系。其經典作品多為一種對中國發展史、人文、傳統因愛之深而恨之切的“不平之鳴”。自己所繼承的發展史/人文傳統，與其說是這種具備連貫性的、同質的少數民族實戰經驗，不如說是在中國近、近代史上不斷遭遇重挫、脫落、已密佈了裂隙的、異質體的雜陳。因之同樣不難理解的是，適逢今日，當第四代已風風光光、沸沸揚揚地登堂入室，在相當程度上成了世界影片界上“中國影片”的代名詞之後，自己仍時不時地將指斥為數典忘祖、食洋不化的一夥。好似自己是不造成先鋒影片的大陸影片界的“表現主義”。

影片《黄土地》中祈雨的場景

另一方面，這一發展史/自然空間，又成為締造新世界的終點和唯一強有力的依託，寄望於老傳統的推陳出新，在“800裡秦川”的塵土飛揚之間升騰起曠古奇觀的力量和新生命(《黄土地》、《红高梁》)，或是擴建公平、寧靜、和諧的社會人文的倫理道德社會秩序(《猎场扎撒》，田壯壯，1984，《心香》、《秋菊打官司》)，或是注入些許人道主義的血漿，造就新的中國描述(《晚钟》、《大磨坊》，吳子牛，1990，《边走边唱》)。

11月27日，張藝謀主演的電影《一秒钟》公映，整部原本一年前就已完成的經典作品，卻即使“技術其原因”而一再被延後公映。

值得一提的是，編選這50部電影，戴錦華和她的編選團隊，著重第三世界電影的經濟發展，除荷里活外的國家，比如說土耳其的《小鞋子》以及西歐的電影，力求讓電影在小孩內心深處不但是“雙眼的冰激凌”，還是靈魂和視野的啟蒙者與拓荒人。除選出的這50部外，還特地又以列表的方式，列舉50部影片。一來求其全面，很多同樣精采的電影，遺漏可惜；另一方面，也是讓有興趣的聽眾做為延展閱讀與觀摩的參照。